【0353 吴襄很不高兴】（1/2）

吴襄听了吴三桂的话，情绪愈发烦躁，低声道“明天回山海关记住，以后决不能再让雪霞和韦宝接触明天我就对这小子把话挑明了，若肯听吴家的，他可以安生在乡里当个土财主，若是再不老实，别怪我斩草除根”

吴三辅闻言一惊，知道父亲已经动了真怒，本来亲自来韦家庄，以为韦宝肯定会买他的账，会就范，会自己找台阶下，谁知道韦宝这么倨傲

爹爹这次是真的要对韦家庄和韦宝动手了，虽然韦家庄的人不少，韦宝也有了些靠山，但毕竟基础差，而且韦宝的靠山好像都在京师，远水解不了近渴，不由有些替韦宝着急。

不是吴三辅吃里扒外，而是吴三辅觉得韦宝并不是穷凶极恶之辈，相反，在吴三辅的认知中，知道韦宝是一个知恩图报，别人对他有一点好，他便会百倍千倍感况下进入在南北漕运中居于中枢位置的运河都市济宁。

大顺官员看到了济宁的富庶，对城里不愿输纳的富户加以苛刑。

逃出城去的士绅开始酝酿重新纠集溃散的九营民兵和明政府散兵，形成对济宁城的包围。

占据济宁城半月的大顺首领对每况愈下的局势愈来愈局促不安，在五月十一日命令所有停留在城里的士绅到城隍庙集合，以便监控和进一步勒索。

士绅们在通向城隍庙的路上有意放慢步伐，密商对策，一面赴庙，一面密传四关乡兵头目与城中士兵之解事者，谋求里应外合抗敌。

兵勇乔装潜入城中，在居民中鼓动、领导公开暴动。

形势陡然逆转，至午夜大顺军全部被歼。

士绅举行了祭奠崇祯皇帝的仪式，同时发牌各州县，擒拿伪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

几天内附近的多数地方政权纷纷回到忠于明王朝的势力手中，不久，大顺政权在山东土崩瓦解。

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在各地建立起基层政权，恢复社会秩序。

阶级决定立场。

流贼动了儒家地主们的利益，李自成居然还抄士大夫的家，地主士绅们自然是和李自成不共戴天。

至于清军入关后么，与反抗李自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家产的归旨一致，士绅指望满清征服者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新的统治秩序里寻得庇护。

在满清征服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士绅选择顺服异族占领者并与他们合作，一反稍前他们对待大顺政权的排拒态度。

其实大顺军乍至之时，济宁及山东各地大都没有马上发生，何以没有导向任何结构性的、实质性的变迁。

明清王朝更替最终也无法跳出传统意义上“王朝循复”的窠臼。

在这个公式内，满清政权也完成了从一个暴力闯入者到一个帝国制度传承者的角色转换。

韦宝觉得，自己现在构想的势力扩张，也跳不出这个框框，就算自己是辽西本地人，在辽西地面上的扩张，稍微有点牌面，不会像建奴们的嘴脸那般惹人天生嫌恶。

但利益扩张的本质是一样的，自己必须遵守秩序。

这个秩序就是不能太狠的从韦家庄周边的地主们身上挖肉，毕竟他要发展，需要和这些人打交道，需要这些人的扶持，就像他将天地商号的销售部分打包形成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先韦家庄四个里的大大小小的里正甲长们都拉拢到身边，只是杀掉了其中最顽抗的几个人而已。

韦宝面对的情况，其实和李自成，和建奴政权，是同样的。

这次聚会，主要是为了召集那些曾经就读于山海书院的富家子弟联络感情，至于要如何做，韦宝之前就已经有构想了，此时又在房里，边抽烟，一边默默完善了一遍，觉得可行。

清朝的团练定制于雍正初期，官方叫法是拣选民壮之制。

各省州县例设民壮五十名，每不足额数馀亦仅供杂役。刑部尚书励廷仪奏请团练民壮，令各州县拣选民间壮丁，务足额数实，给工食分派学习鸟枪手二十名、弓箭手二十名、长枪手十名，选其尤壮者各一人充头役，不时操练，务使技艺娴熟，皆堪应用，奉行不力者罪之。

这50人里不仅有长枪弓箭，也装备有4成火枪，而后又让这些人担负地方上的治安。

这些人的领头人，“毎名岁给工食银六两”，这只是相当于一个绿营兵半年的工资。

清朝就用这种民团来减少军费开支。

因为民团中领头人受过军事训练，而且有一定量力的火器，所以在川楚教乱时，民团才会打的比绿营好。

为了更好的利用民团，民团人士在嘉庆时便开始进入体制。

罗思举、桂涵就是以团丁的身份提拔进了绿营，最后以从一品提督致仕。

这也让民团与体制的联系更为紧密。

到了太平天国时代，团练的权限虽被扩大，但整个过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不是从无到有。